分类： 新闻/摘录

美国彻底起飞的同时，飞机却彻底落地了，在一个月内往上海扔了一百多病例之后，从1.18-1.30这十二天内，中美将没有任何直航航班。
这可能是中美直航以来的首次。
因为大使馆的政策，转机回国几无可能，希望在美国的朋友们注意安全。

From Vox.

大家都在假装疫情已经结束，其实还没有。

2022年1月1日，1926年問世的美國電影、書籍與歌曲得以正式進入公有領域。這些作品可供所有人免費複製、展示與演出，使用者不必支付任何版稅。今年獲得進入公有領域最引人矚目的的作品就屬米恩（A. A. Milne）創造的經典人物小熊維尼以及他的大多數朋友（除了1928年才出場的跳跳虎）。

這批作品理應在2001年就進入公有領域，但因為迪士尼當時為了避免自己在失去米老鼠的版權，竟順利說服國會延長期限以保護其商業利益。然而，目前距離迪士尼失去米老鼠只剩一年，屆時世人將可以對米老鼠任何事，而不必支付迪士尼半毛錢。

不過這不代表大家可以任意改動或挪用迪士尼後來創造的電影或卡通版《小熊維尼》，因為這些作品的版權仍屬於迪士尼。這次進入公有領域的是當時以故事書角色在1926年十月初次登場的「小熊維尼」，現在世人可以自由以小熊維尼的名字或形象創作一個新的繪本、小說與電影，而不會觸犯任何版權，但至少在角色故事與造型上仍必須與迪士尼的創作（即1966年由迪士尼推出的首部《小熊維尼》卡通與其衍生作品）產生區隔。

目前迪士尼一年仍透過《小熊維尼》系列角色獲得30億至60億美元的進帳，但迪士尼暫且不用擔心鉅額損失，因為迪士尼版的《小熊維尼》預計會在2061年才會進入公有領域。即便現在有人創造了一個完全與迪士尼版本不同的小熊維尼，恐怕也難以圖得什麼商業利益。但米老鼠的案例可就完全不同了，因為該角色就是由迪士尼首創，可以想見迪士尼目前如臨大敵的心情。

今年最受矚目的、進入公有領域的作品以文學來看，包括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小說《太陽依舊升起 The Sun Also Rises》、阿拉伯的勞倫斯（T. E. Lawrence）的回憶錄《智慧七柱 Th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阿嘉莎．克莉絲蒂（Agatha Christie）經典偵探小說《羅傑．艾克洛命案 The Murder of Roger Ackroyd》與紀伯倫（Kahlil Gibran）的散文詩集《沙與沫 Sand and Foam》等。未來好萊塢將不必取得授權就能直接將這些文學作品翻拍成電影。

以電影來看，則有巴斯特．基頓（Buster Keaton）自編自導的《戰將巴特勒 Battling Butler》、葛麗泰．嘉寶（Greta Garbo）主演的《尤物 The Temptress》、范倫鐵諾（Rudolph Valentino）主演的《酋長之子 Son of the Sheik》、哈洛．洛依德（Harold Lloyd）主演的《幸運降臨 For Heaven’s Sake》。

依照去年案例，小說《大亨小傳 The Great Gatsby》（1925）一進入公有領域，後人撰寫的續集立刻就上市。看來現在應該也有不少米老鼠迷正在摩拳擦掌。

作者：曾加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3220674/answer/251395294
来源：知乎

我知道，现在的我是一个平庸的人。

这么说或许不够准确。更准确的说法是：我离我心中「本可以达到」的「卓越」，似乎越来越远了。

从表面上看，我的状态不算差：毕业院校还不错、工作也算体面、在互联网上也有一定的关注度，虽不是大富大贵，未来的生活似乎也不必太担心……但你知道的，人毕竟不能只活在表象上，我很清醒地认识到：以我目前真实的水平和状态，不仅难以在未来变成「卓越」的人，就连维持现状，都可能会有困难。

我问自己：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以前的我也是这样的吗？

【上】

当我想到这个问题时，首先映入我脑海的，是我 6 岁时的一件小事。

那天，我第一次参加了一个区级的学龄前围棋比赛。在比赛中，我发挥得比较一般，输了 3 盘棋，最后拿了第 7 名。

下棋的内容当然早已模糊不清，但我清楚地记得，在比赛的前两轮我接连输了 2 盘，然后嚎啕大哭，哦不，用「嚎啕大哭」这个词来形容实在是太轻了——那时的我，大概误以为哭声和悲伤程度成正比，因此我的哭声震耳欲聋，整个比赛会场都能听见（现在回想起来感到特别不好意思）。当然，我不是「假装」自己很伤心，而是真真切切地觉得：天要塌了，我的人生一片灰暗，未来一片迷茫。

这种心情也是我人生前 18 年的一个缩影：胜负心极重，无论发生了么小事，心态都能迅速坍塌，甚至会觉得人生无望。要过好一会儿，自己才能恢复过来。在 6 岁的那次比赛后，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考试、比赛，我一直都是如此，甚至连测验都不放过。

这种心态在我 18 岁又 8 天的时候达到了顶峰。

那天，我在一次重要的竞赛中发挥失常，并意识到自己即将失去保送大学的资格。比赛结束后，我完全记不得自己是如何回家的，只知道一路上眼前都天旋地转，脑海里始终在问自己：我十年的竞赛生涯就这样戛然而止了吗？未来我继续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回到家以后，我呆滞地看着央视五套上主持人们和少年足球队的趣味足球赛，机械地听着背景音乐《超越梦想》，然后再麻木地思考着一个无解的问题：我还有梦想去超越吗？

几年后回顾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当时的我太年轻，不懂得如何去放下已经逝去的东西；然而现在回想起来，那也许才是我在追求「卓越」的路上最光辉的一刻。

从那天以后，「平庸」的种子开始在我的心中发芽。有时候我会骗自己：自己的心态似乎越来越平和了，不再那么在意胜负，因此看到了一些胜负之外有价值的东西。但其实，学到胜负之外的东西并不需要放下胜负才能达成，放下了胜负，我只会失去更多比胜负更重要的东西。

【下】

一个人堕入平庸的起点，是他放弃对「卓越」追求的一瞬间。而之所以放弃追求，可能是因为他发现：原来不做到「卓越」，而仅仅做到「优秀」甚至是「中上」，似乎也不会过得太差。

在那场令人失望的竞赛后，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我丧失了清华的自主招生机会，然后努力去自荐，在 2009 年的新年那天参加了一场至关重要的考试，最后在各种意外的相伴下依然跌跌撞撞地考入了清华。（相关回答：你的高三都经历了什么？）

后来我发现，除了高三一年的惶惶不可终日外，竞赛失利似乎并没有对我有太多惩戒：想去的学校，自己依然去得了；想学的知识，自己依然学得到。

这种想法看起来好像挺鼓舞的，但对于我来说，却埋下了逐渐把我推向「平庸」的种子：在这之后，我在决定做一件事情时，不再仅仅把精力聚焦在事情本身，而是开始思考，如果这件事做砸了，会有什么后果。

似乎，好像，也并没有什么太严重的后果嘛……

所以，进入大学以后，我开始错过一次又一次「变成更好的人」的机会：

• 在我想转系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即使转系失败也没啥，因此没有破釜沉舟的决心，最后不了了之；
• 在我想留学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即使出了国还会面临种种困难，未必会过得更好，因此没有尽最大的努力去复习迎考，最后逐渐走向放弃；
• 在我读研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即使不发上三五篇 SCI 也可以顺利毕业，甚至还可以算是不错的毕业生，反正我好像没有热爱这个方向，以后也不从事相关工作，科研特别卖力没啥用；
• 在找工作的时候，我发现光靠自己的 Title 就可以找到还算体面的工作，如果特别努力地为求职做大量功课，费时费力不说，结果可能并没有什么不同——事实上，好像也确实如此；

……

每一次的妥协和放弃，看起来都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只是，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一年又一年的妥协中，我渐渐发现，「平庸」这两个字原来也许离我很远，现在却离我很近。偶然一抬头，对标同学中最优秀的那位，竟已经把我甩了尾灯都看不见——本来我觉得，我们拥有差不多的、灿烂的未来啊！

今天，看到这个问题时，我开始无比想念成年前的自己，也终于有一点点明白，我究竟是怎样走向平庸的：这正是因为，在做事情时，我渐渐地失去强烈的胜负心，总为自己想象事情没做成时的 Plan B；而当 Plan B 不断被执行，距离心中的自己越来越远时，我就索性放弃了对标，任由自己滑落到下一个对标区间去。

而事实上，在大部分只需为自己负责的事情中，在执行 Plan A 时，花时间去想象 Plan B 是什么样是非常愚蠢的，或者说，还不如把 Plan B 视作「深渊」，无论多小的事情，都暗示自己 Plan A 是非完成不可的，给自己强烈的紧迫感。

那么，万一 Plan A 失败了怎么办？

真不必担心，在大部分时间，当自己用尽全力去完成 Plan A 时，即使失败了，也往往会有最好的 Plan B 自动等在那里的。

在真正衰老之前，永远不要放下胜负，即使你在别人面前表现得满不在乎。

巴西有 1.4 亿网民，字节跳动、快手已经把其中一半变成了自家短视频产品的用户。

今年初，快手开始在海外烧钱获客，主要在巴西、印尼投放，从两国扩展到整个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到 5 月初，其短视频应用 Kwai 在巴西的日均活跃用户超过 2300 万，是去年同时期的两倍。快手在印尼主推的 Snack Video 日活用户近 900 万。

“如果在巴西和印尼，快手产品的用户量能和 TikTok 五五开，就算快手打赢了，甚至四六开都行”，一位快手国际化业务员工说。而 TikTok 团队则认为，如果 TikTok 在巴西的用户量没有领先 Kwai 1000 万，TikTok 就有被翻盘的危险。

5 月初是 TikTok 团队最紧张的时候，当时 TikTok 在巴西日活用户不到 3000 万，只比后来的 Kwai 领先数百万人。周受资接任 TikTok CEO 后的第一场业务会议上，团队成员向他汇报了 Kwai 的追赶速度，并说快手准备了 10 亿美元预算。周受资回答，“快手烧多少、我们也烧多少，只多不少”。

2021 年，快手为海外扩张准备了 10 亿美元预算。今年头三个月，快手在海外就花了至少 2.5 亿美元（约为快手一季度总营销费用六分之一），4 月单月花了近 1 亿美元。TikTok 也确实预计在巴西投放 1 亿美元，但不设上限。

两家公司都把补贴新用户作为获客手段。刚开始，通过介绍新用户注册，平均每个用户可以从 TikTok 或 Kwai 上拿到 6 美元奖励。随着两家公司展开补贴竞价，一个用户最多能拿到 20 美元奖励。

补贴激励之下，Kwai 和 TikTok 各自一天最多能增加近一百万用户，最少也有 40 万左右。快手希望 2021 年海外市场日活用户总量超过 1 亿（Kwai、Snack Video 各 5000 万），在巴西、印尼能追上 TikTok 的用户量。

到 6 月初，TikTok 暂时摆脱了威胁。它在巴西的月活用户增加到了 4000 万人，在印尼超过 4500 万人。但今年才过去不到一半。

快手持续亏损，今年头三个月花了 110 多亿元营销、获客，接近其收入的65%。它在国内增长也遇到瓶颈。一季度财报显示，其国内主站日活用户为 2.95 亿，比去年同期只增加了 4000 万。而同一时期，每天有 4 亿用户登录抖音。

2020 年初，快手实现了 “K3 战役” 的目标——在 2020 年春节前日活用户达到 3 亿。但自那以后，不计小程序，快手的平均日活用户未有显著提升。多名快手员工称，快手内部判断未来将与抖音进入 “存量竞争” 阶段：快手要增加一名用户，就挖走抖音一个，难度太大。根据快手财报，今年一季度它每拉一个新用户要花 265 元。

资本市场显然不满意快手的现状。一季报公布后 5 分钟内，快手市值就蒸发一千亿港元，其股价比起今年高点则是腰斩。

中国网民不到 10 亿人，两大短视频平台为找新用户已经使上全部手段，包括以现金补贴用户的 “极速版”。而微信视频号的增长进一步加剧了这个行业的竞争。

但海外没有这么饱和。全球有 45 亿网络用户，TikTok、Instagram、Snapchat 的月均活跃用户加起来不过 23 亿人，日活比例更小。快手一季报称，其海外市场平均月活跃用户为 1.5 亿。据《晚点 LatePost》了解，其海外日均活跃用户已超 5000 万，超过整个 2020 年快手在国内巨资争取到的用户增长。

快手的国际化团队有自信能在局部市场追上 TikTok，这 “可能是证明快手海外产品的最后机会”，如果今年底快手能在巴西、印尼追上 TikTok，那么快手在海外还有希望。

而 TikTok 则要让快手 “断了这个念想”。

截止发稿，快手、字节跳动没有回复本文信息。

快手的第四轮海外扩张

第一次是 2017 年初，快手国际化业务刚刚立项。当时 Kwai 进入的市场包括巴西、印尼、俄罗斯和韩国。据公开消息，该业务负责人是 2016 年离开猎豹移动、加入快手的刘新华，从 2017 年 8 月起担任快手首席增长官，操盘国际化业务。

这一阶段，Kwai 靠大规模广告投放拉来了用户，但没有建立一个可以留下这些用户的社区。2018 年上半年，Kwai 曾在上述国家的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量榜单第一。不过投放下滑后，用户即刻流失。据第三方机构 App Annie 统计，到 2018 年底反而是 TikTok 在全球下载量榜单排进前五。在上述国家的下载量榜单上，TikTok 排进前十，Kwai 跌出 20 名外。据公开消息，刘新华也在 2018 年 12 月离职。

第二次是 2019 年 6 月。一名快手前员工称，当时公司决定重启沉寂半年的国际化业务，“鼓励其他部门员工转岗（内部称为 ‘活水’）到国际化业务，通知都贴到了厕所里。” 半年后，Kwai 在巴西的日活用户达到 700 万。这时快手海外业务的负责人包括程一笑和邵凯。

但几乎同时，快手也开始筹备国内的 “K3 战役”，资源和注意力并未向海外倾斜。

第三次是 2020 年 5 月。快手在北美推出一款形态类似 TikTok 的产品 Zynn。通过介绍其他人注册、看视频，新用户最多可以在 Zynn 上赚到 110 美元。靠现金补贴，Zynn 刚一推出就登上 Google Play 下载榜首、超过了 TikTok。

向用户提供现金或等价物奖励违背了 Google Play 的开发者平台原则。于是在 6 月初， Google Play 下架 Zynn。一个月后重新上架的 Zynn 把现金奖励换成了没法兑现的积分奖励，使原本冲着补贴来的用户失去了兴趣。

至此，快手的海外业务几乎只保留了巴西这一个成果。Zynn 失去美国市场的同时，Kwai 在巴西积累了 1200 万用户，这让字节第一次在海外市场感到来自中国公司的竞争压力。一名接近 TikTok 巴西团队的人士称，当时 TikTok 被迫应战、提高了巴西市场的战略优先级。

自 2017 年启动至今，快手国际化业务一启动就被确立为 P0 级（最高优先级）项目。但两名快手人士称，前几次快手出海的预算和决心都不够。

负责人频繁更换也打断了海外扩张的节奏。除了刘新华，曾任 Bigo 副总裁的何泓洁也在 2017 年 4 月加入快手，仅半年后就离开。

今天的快手不同了。一家亏损多年的互联网公司冲进公开市场，要么得证明公司可以盈利，要么能维系高速增长。上市后，快手有了更丰厚的资本，也更迫切需要扩展海外，支撑用户规模持续增长。

用滴滴的方法，进入 TikTok 的腹地

巴西是快手积累最深、国际化业务仇广宇最熟悉的市场。他帮助滴滴在拉美地区从零起步，最终超过 Uber。他还曾负责管理滴滴收购的巴西打车公司 99。

与合规门槛高、TikTok 发展好的欧美市场相比，人口足够多、移动网络足够普及的巴西更适合快手出海的第一站。这与曾经滴滴选择切入拉美的逻辑类似。

《晚点 Latepost》曾报道，滴滴 2017 年开始国际化，也把海外业务视为拓宽边界、提高估值的机会，最初进入的 8 个国家里有 6 个在拉丁美洲。进入新市场时，滴滴要么投资、收购当地打车公司、与 Uber 抗衡，要么通过补贴从 Uber 和当地其它平台挖来司机和乘客。

接近仇广宇的人士称，仇广宇擅长 “开城”，但滴滴在拉美的业务已过了开拓阶段。同时他在滴滴的上升空间不大，再往上就是副总裁朱景士，而快手恰好需要一位 “能开城、搭中台、从 0 到 1 把国际业务做起来的高管”，并且从 2020 年 2 月起开始接触仇广宇。

5 个月后，仇广宇加入快手，现在是快手的核心管理机构，经济管理委员会的成员。

两名快手人士称，宿华和程一笑给了仇广宇足够的权限和资源，包括独立的人力、法务和财务团队，让他主导海外业务，并负责搭建业务中台、调整国际化部门的组织架构。

入职至今，仇广宇替换了数名海外业务团队的中层，还把团队成员的工资全部调高了 20%。快手的国际化业务也有了用户增长中台，其他中台尚在筹备中。而 TikTok 现在有独立的直播和广告中台，还在考虑搭建支付中台。

快手的海外业务分三个项目组向仇广宇汇报：晚点独家｜快手海外预算 10 亿美元，再战 TikTok

记者获悉，2020 年 5 月 Zynn 进入美国市场时，快手就把国内极速版团队的一部分成员调整到 X6。这是因为快手极速版通过 “看视频领红包” 的补贴策略，上线 20 天就获得一千多万用户，管理层决定在国际化业务上采用同样的打法。而最近，X6 又从滴滴、Snapchat 和咨询公司招了新员工。

字节、快手烧钱扩张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 向 Google、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等线上平台买广告。在巴西，快手还曾向电视台买过广告。
• 以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奖励用户，要求用户介绍其他人注册、或者看了一定数量的视频。
• 为平台的内容创作者提供奖励，或邀请其他社交媒体的网红到本平台发布内容。在海外有专门帮快手、字节 “挖” 网红的服务商。

前两种旨在扩大用户数量、争夺市场份额，是短视频产品进入新市场的主要方式，也是字节、快手海外竞争花销的大头。最后一种旨在改善平台内容质量、形成品牌效应。去年 7 月，TikTok 宣布投入 2 亿美元成立 “创作者基金（creator fund）”，快手则启动 “海星计划” 为海外达人提供流量支持。

快手和字节都不缺钱。快手上市就募集了超 50 亿美元，今年一季度结余现金及等价物约 80 亿美元。而字节跳动更富裕，作为中国最大广告平台，它 2020 年收入就超过 375 亿美元。

每次出海，快手的第一步都是烧钱获客。烧钱的意义是在刚进入市场时快速获取用户，为后续的社区成形、商业化变现打下基础。

拉用户易，赚钱难

滴滴选择拉美既避开了 Uber 的主场美国，又切入 Uber 盈利最高的海外市场，如果竞争缓和下来，滴滴有可能在单个海外国家盈利。但快手很难通过一个边缘市场获利。

两个商业模式不同。打车服务可以从每一单抽佣金获得收入，只要补贴和分成低于运营成本，打车服务在一个地区就可以获利。但视频平台最主要的变现方式是广告，平均每个用户的广告价值在不同地区可以相差上百倍。北美和欧洲的广告价值高于全球其它地区之和。

Facebook 只有 10% 用户在北美，但广告主在北美投放的广告占其收入的一半。而占其近五成用户的拉美、非洲，只为 Facebook 带去不到 10% 的广告收入。

基于这个考虑，字节最初筹划海外市场就瞄准北美和日本，期望在发达地区建立变现能力，以供养其全球扩张。今天 TikTok 已经是美国用户最多、基础最为稳固的短视频平台。

据路透社、Sensor Tower 数据，2020 年 TikTok 全球收入为 10 亿美元，其中包括 1.5 亿美元的应用内购买打赏。《晚点 LatePost》获悉，2021 年前四个月，TikTok 广告收入的总目标是 5 亿美元。TikTok 的目标是日均用户规模在 2-3 年内达到 12 亿、追上 Instagram。

但广告业务需要时间的积累。Facebook、Google 的广告业务更成熟，不仅因为技术，也因其历史久，用户多且用户画像更全面，广告投放更精准。一名 TikTok 美国员工表示，“Facebook 知道的不仅是用户的内容偏好，也包括用户的社交关系、年收入、家庭住址。”

Facebook 自成立的那一年就在美国卖广告，17 年里积累了后来者难以相比的品牌广告资源，而 TikTok 的广告主目前主要是中小商家。TikTok 销售团队每个成员都得负责和几个广告主保持联络、确保他们持续投放。

品牌广告主能带来更多收入。以两家公司 2020 年收入计算，一名 TikTok 用户的广告价值为 1.2 美元，一名 Facebook 用户的广告价值是它的 23 倍。

广告以外，直播打赏是另一个可能，Bigo 在东南亚靠直播打赏盈利。但 Bigo 直播产品规模相对较小，其 2020 年获客开支只有近 4.5 亿美元。还没有公司证明打赏可以支撑一个全球化的短视频平台。

快手在海外开始商业化的时间表还未明确，暂时定在第四季度。但在最终触及商业化问题之前，快手还得先解决用户留存的问题。

日均、月均活跃用户的数量之比是衡量用户粘性的指标。比例越高，说明用户在一个月内登录应用次数越多、越活跃。按快手一季报的数据，快手国内主站的日活-月活比例接近 60%，而快手海外市场的日活-月活比例只有 30%。

这也是 TikTok 在海外经历过的阶段。字节 2017 年以 10 亿美元收购 Musical.ly，成为其进入美国市场的基础。之后一年，TikTok 花了 10 亿美元在美国投放广告吸引新用户，成为 Facebook 2018 年最大的中国广告客户。

起初，TikTok 的新用户流失严重，直到 2019 年才稳定下来。当时，TikTok 一名发言人告诉 CNBC，TikTok 已通过广告尽可能触达了所有潜在用户，因此大幅下调了当年的广告预算，腾出手来提高新用户的粘性。

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显示，TikTok 已成为 30 岁以下美国人最常用的社交娱乐软件之一。现在，TikTok 也在尝试突破圈层，让不同年龄段和职业的人加入 TikTok 社群，以提升广告价值。

此前几次出海计划，快手基本都停在获取用户的第一步。一名曾与快手海外业务有多次接触的巴西服务商人士称，前几次快手出海，“到了挖主播、丰富平台内容这一步，快手就缺乏继续花钱的打算和明确的计划。”

今天快手海外再战字节，TikTok 走过的路，它在新市场都需要再走一遍。

财政收入集中征管再迈一步。日前，财政部等四部门发布通知（下称“财综〔2021〕19号文”），将原本由自然资源部门负责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全部划转给税务部门负责征收。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俗称“土地出让金”）的征管变动尤为引人关注。此次非税收入征管体制变动有利于提高征管效率、规范性和财政透明度，加强中央对各地土地财政和地方债的监管。然而，此举尚无法根治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症，必须与保障和尊重地方财政自主性的一系列改革结合起来，以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为重点，进一步厘清事权和支出责任，并重构地方财政收入基础，最终形成既使地方政府具有充分自主性又摆脱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政府间财政关系。

土地出让金等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管，各方纷纷解读为加强中央集权，这不无依据。近年来，无论是国税与地税合并，还是非自然资源收入征管体制变动，均显示出征管体制集中化趋势。不过，将这些变革仅仅理解为加强中央集权或者“动地方的奶酪”，则不够准确。更有甚者，有人士将财综〔2021〕19号文解读为“土地财政终结”或“别了，土地财政”，更属误读。这份文件中特别提到，四项政府非税收入的征收范围、对象、标准、减免、分成、使用、管理等政策，继续按照现行规定执行。但是，过去地方自然资源部门征收土地出让金，存在着上缴国库不及时、收缴流程不合规等问题，此番改为税务部门征管，将抑制一些地方对土地出让金少收、不收或违规返还等乱象，减少地方违规向城投平台“输血”、扩张隐性债务甚至囤地炒地等问题的发生，也使中央对地方政府财政状况把握得更加全面和精准。

过去十多年，卖地收入已成为大多数城市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这一模式被称作土地财政。这种寅吃卯粮的模式难以为继，渐成共识。然而，与此类预言相反，土地出让收入仍持续增长，占GDP的比重快速上升。近年来，中国最主要的50个城市卖地收入持续高于税收收入。这显示出地方政府运用土地财政已是驾轻就熟，同时也显示出替代手段之匮乏，二者共同表现为顽固的路径依赖。欲根治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症，亟须加快财税改革，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规范各类税费收入，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同时，保护地方发展经济、服务民生的能动性。

应坚定不移地推进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中央跟省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相对清晰，但是，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长期未能理顺。近年来，相关改革有所进展。2016年8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2018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明确的，意在扭转“事权下放，财权上收”的状况。然而，支出责任划分等规定仍显过于原则。

加快培育地方主体税种，重构地方财政收入基础，更是迫在眉睫。显然，若地方财政面临较大收支缺口，特别是主体税种缺失，容易造成地方政府对于土地出让金为主的非税收入更加饥渴，并滋生乱收费等现象，或者过分依靠城投平台融资，进而放大地方债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冠疫情重创经济、冲击税收的背景下，土地财政依赖症愈加严重。2020年，以税收为主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10.01万亿元，同比下降0.9%，而纳入政府性基金管理的土地出让收入则增长15.9%，达到8.41万亿元。一 升 一 降，态势昭然。

要培育地方主体税种，房地产税将是重中之重。前不久，财政部等部门召开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改革陡然提速。无论是从系统治理土地财政依赖症，还是从增强地方财政自主性来看，推出房地产税已是势在必行。

此外，还应推进地方政府债务的规范发展。数年前，新预算法和“43号文”确立了“开前门、堵后门”的债务风险治理策略，规范的地方债规模持续增长，然而，迄今为止，前门开得仍不够大。2019年，江苏省土地出让金逼近9000亿元，为全国之冠，而当年该省债务限额较上年仅增加2000亿元。推进地方政府债务的规范发展的意义不仅在于融资，为土地财政卸压，更重要的是，市场对政府财政行为的监管，与行政体系自上而下的监管相比，有着独特的优势，特别是因吸纳了更丰富的信息而远为灵敏和客观。

加强中央对地方财政的监管与保持地方积极性，在特定情形下是一对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经济腾飞，搞对了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功不可没。决策层也一再强调要继续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未来，应按照外部性、信息处理复杂程度、激励相容三原则来厘清政府间财政关系，如此才能根治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症，并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央地财政关系。

2020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首次提出“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强调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时隔不到一年，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指出要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再次强调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将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降低家庭教育开支。

2017年国家卫健委组织的“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显示，20-39岁已生育一孩的妇女不想生育二孩的排前位原因是“经济负担重”和“没人带孩子”。2019年国家卫健委组织的“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表明，0～3岁孩子母亲“最想获得的育儿支持或福利”排在前两位的分别是“有便捷的托儿所/托育服务”和“发放托育津贴”。我们看到，在育儿成本持续升高、家庭经济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已成为优化生育政策、建立友好型生育环境的重要内容。

一、家庭生育的高成本是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

众所周知，在低生育率背景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提升生育率方面都困难重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生育率的变化多是外生因素所导致。这些外生因素是多重的，既包括政治、文化因素，也包括经济因素；其关系也是复杂的，仅就生育和经济关系而言，有生育率变动的宏观经济分析，主要研究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经济发展、经济长波和生育率的关系；也有生育率变动的微观经济分析，主要从家庭人口经济学的角度开展生育率研究，如孩子生产的成本-收益分析、边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等。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就是从微观成本-收益视角来分析的，这里讨论的成本，多是直接成本。

目前，生一个孩子的直接成本从几千到上万元不等。如果是高危育龄人群，生育成本会大大提升。特别是对于“生育力不足”人群，如果采用辅助生殖技术，往往花费更高。以试管婴儿为例，医疗费用涵盖夫妻双方身体检查费、促排卵药物费、取卵手术费、实验室胚胎培养费、验孕费以及剩余胚胎冷冻费等。我国常规试管婴儿一个周期大约需3-4万元，如果需要反复多次治疗，费用更多。

养育成本上，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公共普惠性托育服务缺乏，而市场化托育成本远高于其他年龄段教育成本，大约是学前教育的2倍，是小学和初中的1.5倍。导致人们对托育机构望而却步。2016年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针对城市家庭托育服务需求的调查发现，城市３岁以下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接受正式照顾的入托率仅为4.1%，远低于欧盟一些发达国家25-50%的入托率。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质量，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教育支出成为家庭的巨大负担。家庭教育成本中的校外费用体现在父母为孩子报名各式各样的补习班、兴趣班等，校内费用包括购买学区房、支付择校费等。据中国教育追踪调查( CEPS)数据，2014年全国课外辅导班的家庭支出均值已达 2268 元/年。

对育龄人群来讲，尤其是流动的育龄人口，高房价也是他们少生育或不生育的重要因素。一项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显示，房价上涨对生育决策有更大的挤出效应，房价每上涨1000元，生育一孩的概率降低1.8-2.9%，生育二孩的概率降低2.4-8.8%。初次生育年龄上，房价每上涨1000 元，初次生育年龄提高0.14-0.26年。

二、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基本路径

（一）减轻生育能力不足群体负担，将辅助生殖治疗费用纳入医保范畴。

如前所述，相对于一般正常的育龄夫妇，采取辅助技术生育的夫妇经济负担更重。政府应将辅助生殖检查、治疗相关费用按比例纳入医保范畴，解决他们一部分家庭生育负担。另外，也可加快探索建立孕育保险制度，将低收入不孕不育患者群体纳入社会保障，有效保障每个个体生育权。

（二）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减轻流动人口住房负担。

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人户分离人口接近5亿人，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1.17亿人，流动人口为3.76亿人。这些人口多处在育龄阶段，但高房价压力影响他们家庭生育意愿。在坚持房住不炒原则下，政府应在人口流入集中的大城市，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规范发展长租房市场，降低租赁住房税费负担，切实帮助流动人口缓解住房压力。

（三）推进托育体系和幼儿园发展，规范校外辅导培训机构。

政府和社会力量可依托社区，向居民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多样化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满足不同家庭对婴幼儿托育服务的需求。在此基础上，逐步将托育和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通过税收补贴、育儿补贴、假期补贴等多种福利举措增加婴幼儿托育服务供给。同时，政府应对校外各种辅导培训机构实行规范化管理，对收费、教育质量开展监督。

（四）实现税收制度与生育政策配套，实行激励生育的税收政策。

国家可通过税收这个“有形之手”，承担部分养育成本。建立个人或家庭为课税单位的选择性模式；将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的定额计算方式转变为实际费用扣除方式，依据子女数量构建差异化的个人所得税扣除额。可依据子女数量构建“阶梯式”的房产税免税面积计算方式。进一步降低家庭生活用品的增值税税率，将育儿用品纳入增值税免税范围等。